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，学习和上学，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，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。

年少时，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。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，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，也不需要金钱赔偿。后来长大了，自己驾车外出，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。于是，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，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，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。

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。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，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，甚至还在香港《人车志》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。

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，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，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，全程机票头等仓；倘若是农民之类，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，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。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，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：我们都是吃客饭的，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。这是台里的规矩。

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，学习和上学，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，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。

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，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，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，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，自己吓得半死，然而结果是，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，技术果然了得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。